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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之父”危起伟：中华鲟自然繁殖已中断5年，需打破困境( 二 )


魏伟伟说，中华鲟进入长江后，并没有直接到达产卵场，而是等待次年自然繁殖 。它们大多会选择生活在产卵场下游不远处的深潭中，完成脂肪转化和性腺的逐渐成熟 。这些是中华鲟出生前的栖息地 。发现葛洲坝下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葛洲坝左侧的神滩(距葛洲坝2km)、枝城梅子溪(距葛洲坝约55km)、石首调关(距葛洲坝约280km)等河段 。这些河段水深都在40米以上，深水区面积较大，且位于河道转弯处 。
自然产卵中断是中华鲟保护中最突出的问题，而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是葛洲坝的阻隔 。魏伟伟说，在这种生态容量的胁迫下，中华鲟经过一个生命周期，自然补充种群严重不足，导致后续产卵种群不足 。
除了葛洲坝的阻隔，自然繁殖中断的原因还包括温度滞止效应和产卵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
资料显示，2003年三峡水库投入运行后，水温冬季升高4℃左右，春季降低4℃左右，夏秋季升高3℃左右 。
魏伟介绍，三峡工程蓄水导致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自然繁殖季节出现滞温效应，随后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的相继运行，导致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自然繁殖季节滞温叠加，强烈压缩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 。因此，三峡及上游梯级水电站运行造成的滞温效应是导致近期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的最后一个影响因素 。
危起伟正在长江上工作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危起伟说，2005年至2007年，二江电厂来水造成的葛洲坝下游“横浪”影响了通过葛洲坝一号船闸的船舶航行安全，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建设了“葛洲坝下游河势调整工程” 。结果二江下游河道的除滩工程导致下游产卵场消失，新建的舱壁覆盖了上游产卵场 。随后几年的监测发现，产卵区被迫上移至大江电厂下游 。
此外，长江沿岸的河道冲刷、航道疏浚、防洪工程、城市景观工程等人类活动极大地破坏或侵占了中华鲟幼鱼的栖息地，长江口滩涂湿地的围垦导致中华鲟幼鱼索饵场减少 。此外，长江污染、航运、近海过度捕捞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中华鲟补充和繁殖种群死亡率上升，是加剧中华鲟繁殖种群持续减少的重要因素 。
据魏巍介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40年来，葛洲坝水利枢纽救鱼的主要措施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和放流，并没有得到科学有效的实施 。
仅从数量上看:1983年至2018年，人工繁殖放流的中华鲟子代712.81万尾，其中仔稚鱼712.49万尾，亚成体和成体3231尾 。初期，鱼苗培育的技术难点没有突破 。放流的主体是开口前后的幼体，数量达到575.6万只，占放流总量的80.75% 。幼虫在投喂前后没有越过死亡高峰，不适合人工放生 。其余137.21万尾为已过死亡高峰期的仔稚鱼，属于“有效”放流量，36年平均放流3.81万尾/年，比国外同类规格放流量低近1-3个数量级 。
中华鲟保护的系统分析及其解决框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十年休渔为野生种群恢复带来机遇 。
中华鲟的保护根据目标可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第一级可进行人工保护或迁地保护，以维持物种连续性；第二自然种群可以延续，虽然其人口数量和地理分布远远落后于历史水平；三是野生种群和栖息地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得到恢复和延续 。
危起伟说，目前中华鲟已经突破人工繁殖和全部人工繁殖，保存物种不灭绝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然而，人工种群的长期可持续性需要自然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支持 。因此，中华鲟的保护目标是保证实现第一层次目标，努力实现第二层次目标，最终目标是实现第三层次目标 。
据魏伟介绍，长江十年休渔为中华鲟野生种群的恢复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契机，放流成活率有望显著提高 。产卵的亲鱼可以追溯到长江，而不会被千网追逐拦截 。另一方面，中华鲟幼鱼被地笼等非法渔具破坏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华鲟早期生活史存活率将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中华鲟幼鱼放流的数量和质量，投入性成熟的亲体，尽快恢复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是弥补自然繁殖不足，显著提高早期生活史存活率的有效途径 。
危起伟认为，人工保护团体补充和恢复中华鲟野生资源极其重要 。“每年放流300万尾幼鱼，定为人工增殖放流目标 。”
另外，目前中华鲟养殖都是水泥池塘的人工水，过小的水体对中华鲟产生空胁迫 。在三峡水库建立大型养殖网箱或围栏，探索建造大型养殖船，人工辅助中华鲟洄游 。中华鲟90%的自然生活史都是在海洋中度过的 。要尽快对东海大型海水养殖平台、海湾围栏工程、海水养殖船进行论证，并尽快付诸实施 。海洋物种保护工程是中华鲟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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