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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塘镇广深大道东122号、新塘镇江边的都去哪了？( 三 )


解放前，村里有三艘龙舟 。
解放后，新修了三艘龙舟 。
龙舟们平时都停在岸边的泥塘里待战 。
每年端午前的五月初一是全村人的节日——划龙舟 。
这几天本村要与其它村相互进行龙舟竞演，邀请别村来访称“招景”，前往别村拜会则称为“趁景” 。
“招景”当日，村民们就像过年似的在村前门楼披红挂绿，沿河两岸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村里村外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沿岸观看龙舟表演 。
瓜岭村有三宝——明清时代的古村落，广州唯一的水上碉楼，与辛亥革命同期的瓜洲小学 。
瓜洲小学成立那些年，曾有林森、孙科、于右任等民国要员、将领为其题词书字 。
这本是村里非常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可惜没人施教，“好多野（粤语：很多东西）都失了” 。
瓜岭村是新塘镇的著名侨乡 。
在公元1856年前后，就有当地村民乘坐一艘三桅船到海外谋生，加入到美洲的淘金热潮中；
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有大批村民“走日本”（躲日军）到南半球的新西兰等地谋生 。
因此，虽然村里只有六百多人，但旅居海外的华侨却有两千之众 。
瓜岭华侨大多数定居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小部份在美国和加拿大 。
“这些华侨中，有追随过孙中山革命,曾任增城县县长的黄国民，有当选新西兰新中友好协会秘书长的黄潮喜,有当过美国三藩市侨领的黄雨芝，还有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他们满怀爱国爱乡之志，长期支持家乡办学和建设，使小小的瓜岭增添了更加浓厚的人文色彩” （ 《增城文史》 第五辑，2009年） 。
上述的黄国民，是瓜岭村里曾与孙中山有交集的侨民，黄国民是新塘镇民国时期五个杰出人士之一 。
当年，黄国民从小跟随父兄在新西兰长大，青年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国民党党员后他将原名黄锡钦改为黄国民，四处发动华侨积极参加反帝反清运动（好孩子！） 。
由于表现突出，他曾受孙中山之命，于1914年出任中国国民党驻新西兰威灵顿埠支部长，还在新西兰发动华人427人捐款支援“讨袁斗争”，继续为支持民主革命作贡献（当上革命干部了）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黄国民被电召回国参与建政工作，是广东省增城县的第一任县长（首届地方官鸟，光宗耀祖哈） 。
黄国民回国后，从家乡带上“增城年果”给孙中山拜年（天哪，您别带太多呀，多了就是行贿啦） 。
辛亥革命那年，黄国民还积极支持其兄在瓜岭村创办瓜洲小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这还差不多） 。
据说，在瓜岭村村委会里，存有黄国民与孙中山交往的第一手资料，诸如“华侨讨贼军第十路军司令部军需长”一职的委任状、黄国民夫人逝世时大总统府发来的唁函信件等（有价值的文物） 。
在棠荫楼旁边的小巷里，有着一排不中不西的民居 。
麻石街，古木门，或残或旧，黄国民故居就立于巷旁，保存虽尚整，但由于长年失修，败相有露，人们仅能从装饰门窗的欧式圆拱形建筑中，想象黄府当年的气派与辉煌 。
有村民说，当年孙中山送给黄国民的一面镜子，如今仍保存在黄府故居中 。
它，既是镜子，亦是时光——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恨小楼西；曲屏珠箔晚，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闲寻旧曲玉笙悲（宋·康与之《瑞鹤仙令》 ） 。
我查了瓜岭村2006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这年的收入是人民币2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4160元——全年的集体经济收入还盖不起一间像样的俱乐部 。
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为商铺、鱼塘出租，村民收入主要经济来源为出外务工——看来全村都还未找到致盛资源 。
村有民营企业12家，大多数为纺织配套类企业——新塘镇是中国牛仔服的制造中心，瓜岭村民分得一条羹 。
村里的特色农业是香蕉，拥有五六家规模种植户，种植面积达400亩，2006年产量为400吨，实现年产值人民币48万元，种植户人均年收入3700元——有点对不起改革开放的年头哟 。
好的消息是，现在村里已实现“六通”，通了水泥路、通了电、通了水、通了电话、通了有线电视、通了公共汽车 。
好的预告是，瓜岭村将得到增城市和新塘镇“扶持”， 开展“美丽乡村”的创建工作，对全村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开展全面整治和美化绿化 。
好的项目是，在河西建“河滨公园”，在河东建“荔枝公园”，在村中修“玉虚宫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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