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艺术地描摹时代的情感底色( 二 ) 【文艺观潮】艺术地描摹时代的情感底色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青春之歌》中的个体解放与人性觉醒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它依稀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新中国的成立，文学也必然要相应地从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转向重视国家的每个个体的现代生命体验。唯有个体的现代性实现，才有现代中国的成型。

　　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也是当代文学一个新的起点。对民族精神的眷恋与对家国前途的忧思重新迸发，化作归来者笔下一行行鲜活的文字和一个个生动可感的人物。作家们成了普通民众个体情绪与家国思虑的代笔人，受到社会的高度青睐。他们内心蕴含的崇高感与家国使命感再次被激发，纷纷以极大的激情与勇气去直面现实人生、干预现实生活。前三十年过度宏大的国家叙事造成的个体压抑与精神伤痕需要作家们去抚慰，也促使他们再次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日常生活与非英雄式的普通人物，譬如舒婷的《双桅船》《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顾城的《一代人》。新崛起的诗人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虽然也延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但其视角开始更多地转向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当代文学家国情怀的面向由此开始走向多元，人又一次出现在家国同构体系的重要位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无不建构在人的意义复苏之上，宏大的国家叙事逐渐与幽微的个人体验靠拢并置。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当代文学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过渡到改革文学，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作家们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热情地回应着改革大潮，但他们的着眼点显然已经发生了转移。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还在着力塑造一个国家英雄式的人物，《陈奂生上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已经不再迷恋或满足于英雄的塑造，而把改革精神更多地附着于普通个体，去表达他们在时代之中的日常生活与情态变迁。在人、家、国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中，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当然是当代文学与所处时代的一种良性互动，也是其家国情怀应该有的第二个面向，并持续至今。

　　追求民族化审美方式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西方现代文化与思想进入中国变得快速而便捷，直接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和探索戏剧的萌发。先锋文学和探索戏剧更加强调个体的舒展与极度个性化的表达，试图打破之前三十年累积的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对个体经验的压抑。它们不标榜家国情怀，也并非摈弃家国情怀，而是从最细微的个体体验入手，提供另外一个思考个体与家国关系的维度。

　　当然，不断更新并迅速失宠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进入，有时候也会让中国作家们应接不暇而变得茫然，以王蒙、韩少功、阿城等为代表的作家干脆返身，到悠久传统中国寻求寄托与解决问题的路径。寻根文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学的民族审美自觉的开启。与现代文学主要以揭露与批判传统文化的基调不同，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强调现代意识渗透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民族化的审美方式，着力表现独特的民族文化表征。

　　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阿城的三王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都在试图从民间与乡土的关怀中，寻求传统文化的病症与潜在的顽强生命力。这直接影响到后来者莫言基于民间立场讲述家国故事的一系列小说作品。在这个阶段，当代文学更多地走向民间与乡土，与海外华人文学的故土书写一起，展现出另外一个不该被遮蔽的维度，可视为当代文学七十年家国情怀的第三个面向。